日前，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哈爾濱分公司理賠中心主任施鳴杭和一位寶馬車車主進行了第N次的接觸。自從今年3月這輛寶馬車肇事以來，施主任不知道和這位車主接觸了多少回。不單單是車主，還有該車的銷售商，施主任和他們進行了好幾個月的艱難“談判”。那么，為什么一宗普通的理賠案件費時數月都不能解決呢？
原來是在理賠的數額上出了問題，而且這個問題很大。在出險之后，人保公司就馬上對這臺車進行了損害鑒定，得出的結論是車輛損害程度為30%-40%。在確定損害部位，準備確定理賠額度的時候，問題來了。由于該車是華晨新下線的寶馬530，就是著名的“國產寶馬”，在市場上根本買不到配件，所以價格就無法查詢。華晨公司開出的價格讓保險公司嚇了一跳—114萬！這臺車的新車銷售價格才70萬多一點，怎么會多出這么多錢呢？于是保險公司向廣州零配件進口部門詢問價格（該車型與德國原裝的車型完全一致），全部更換損壞部件的價格也不過是30余萬元。保險公司與車主商量，希望能夠從廣州購買德國進口配件來進行更換和維修。這樣做既能保證配件質量，又能節省配件的費用。可車主不同意，因為車主在購車時與華晨寶馬簽訂了協議，新車享受6萬公里的保修服務。如果在修理過程中使用了非華晨提供的配件，他將失去保修待遇，所以車主堅持使用華晨公司的配件。就這樣車主和保險公司之間開始了漫長的談判，但在這場談判中一直沒有人能夠占據上風：車主的理由很充分，不能因為保險公司而使自己失去應有的售后服務；而保險公司理賠也不可能比一臺新車的價格還要多。最后保險公司向車主提出，賠償他一臺新車的金額，條件是將撞壞的原車收回。目前，他們之間的談判仍在進行中。
新車配件 “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據省人保公司車險處彭處長介紹，除了這輛寶馬車以外，還有很多新下線的車型存在此類問題。一臺馬自達323轎車，損害程度是30%，維修中心報價是13.4萬元，而該車的售價只有13.6萬元。彭處長指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就是汽車修配市場的混亂。新下線的汽車，配件多少錢，完全無價格規律可循，各個維修中心就是價格的“制定單位”。這種定價，往往會高出配件實際價格或價值的3到5倍。
一位業內人士指出，一般的家用轎車從購買到報廢，維修費用會占到車價的三分之一以上。在一家正規修配廠，以更換一個機油濾清器為例，不算工時費，4缸夏利需要35元，陽光需要45元，而奧迪A6則需要150元。如果說不同檔次的汽車其配件價格相差很大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那么對于同一檔次的汽車而言，其配件價格又會有多大差別呢？記者在分別致電咨詢了幾家不同品牌中級轎車的特約售后服務中心后發現，價格接近的車型同種配件的價格有時竟會相差四五倍之多。比如同是汽油濾清器，花冠的要205元，而寶來的僅要38元；再如，陽光的后剎車片要588元，而伊蘭特的只要150元。
更有意思的是，某些車型的配件價格或許要高于比其檔次更高車型的配件價格。比如，花冠和寶來的空氣濾清器價格就要比奧迪A6高出近50%，而寶來和陽光動輒五六百元一副的后剎車片也比奧迪A6的價格高出不少。對配件價格與車價之間表現出來的不同比例關系，消費者不禁納悶，配件價格到底由什么決定？
彭處長分析到，在目前的汽車修配市場，這種不正常的情況非常“正常”。目前，汽車銷售的4S（整車銷售、售后服務維修、零部件供應、信息反饋）形式已經被大多數消費者接受，但其中的價格卻處于嚴重的無序狀態，特別是售后服務環節。老的車型（如捷達、桑塔納等）由于上市時間長、銷量大，配件的價格基本穩定。而新下線的車型由于其配件在市場上沒有完全鋪開，只能由廠家通過維修中心銷售，產生了壟斷，所以價格高出很多。再加之管理部門對汽車配件市場缺乏監管，使其價格長期處于高位，嚴重損害著消費者的利益。汽車企業一直通過所謂“正廠”配件壟斷著汽車售后服務市場，消費者要想使用“正廠”原裝的配件就必須到廠家指定的維修網點進行維修和保養，因此廠家就有足夠的資本壟斷配件的價格。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國應盡快建立汽車配件的物流體系，并以此來打破汽車企業在配件上的價格堅冰，使廣大車主得到真正的實惠。保險公司一直是本著對客戶負責的原則，對受損車輛積極理賠。但如果這種無序狀況持續下去，保險公司將蒙受巨大的損失。
保險公司條款嚴重滯后，應積極適應市場
我省保險專業律師李濱指出，保險公司遇到配件壟斷的情況，不但使自身的經濟利益受到了損害，而且這種損害最終會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利益。他認為保險公司過多地指責市場的無序是沒有意義的。汽車行業的這種4S銷售服務中固然存在著價格壟斷的情況，但在市場經濟的自然調節下會有所改變的，因為他們這種做法會最終失去客戶的支持。但保險公司在無法改變目前市場現狀的情況下應積極應對市場變化。
李濱還指出，保險合同糾紛很大一部分是發生在是否應該理賠、理賠的范圍有多大、理賠的標準等等幾個方面。相對于保險消費者而言，在訂立合同方面，保險公司無疑是處在強者的地位。保險公司有豐富的理賠實踐，又有包括法律人才在內的各種專業人才。那么，作為格式合同提供方的保險公司，完全有時間、有能力通過合同條款將自己在保險消費者發生保險事故后，應該承擔的責任范圍明確地、不產生歧義地確定下來。從法律的角度講，這也是保險公司基于“最大誠信”原則的一項基本要求。違反這一原則，在發生保險公司同保險消費者對保險合同的解釋產生歧義的問題時，保險公司要承擔合同條款不明確的過錯責任。人民法院或仲裁機關要作出有利于消費者的裁決。
上文所述的發生保險事故的寶馬車保險消費者，其有權利要求保險公司在不損害車主其他合法利益（如車輛廠家對車主承諾的6萬公里的保修義務）的前提下，承擔按照正常的維修途徑進行維修所應承擔的費用。當然，對于因車輛指定維修點配件和維修費高于社會平均價格或保險公司指定維修點維修價格而引發的保險理賠糾紛，保險公司完全可以通過以下三種方式避免：一、保險公司可以通過特約條款的方式約定，當保險車輛出現保險事故時，保險公司將按照其指定的達到一定行業標準的維修點確定的維修項目和價格來作為理賠的依據，并將各維修點的目錄附隨在合同后；二、保險公司也可以約定，若保險消費者堅持保險標的發生保險事故時，要在自己指定的保修點進行維修，保險公司將要求加費承保；三、保險公司可以通過合同，約定一定的免配額來限制保險消費者在保險車輛發生保險事故時，不切實際的過高要求。例如，保險公司可以約定，當保險消費者堅持在指定的保修點進行維修時，保險公司將承擔全部費用的70%。如果保險消費者也將共同面對維修費用，選擇合理的能夠達到維修目的的維修途徑將是保險消費者和保險公司共同的目標。
